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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闹的都市里，正念冥想悄然流行，它正在成为一些人的心灵“解药”，也在成为吸引一些人的减压“噱头”。

正念最早来源于佛教的冥想原则，年代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医学教授乔卡巴金（JonKabat-Zinn）提出，并定义为「不带批判、有意识地去觉察当下（身体和内心）」。换言之，正念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关照当下」。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做到「关照当下」，人们对正念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有人认为，正念冥想不过是“心灵鸡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有人认为，正念冥想就是“智商税”，是新一轮的割韭菜。

也有人几经尝试，最终因有限的练习效果而选择放弃。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浮躁纵欲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难以保持平静。

本期报道将聚焦年轻人的正念故事，去探寻年轻人正念背后更深层次的情绪困境。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记者

陈宇涵胡珊珊黄文婷郭洁婷

内容编辑

胡珊珊

新媒体编辑

黄文婷

出品

新闻工作坊第四新闻中心

吴振华的战场

“我叫吴振华，就是没有振兴中华。”

这是初次见面时，吴振华的自我介绍。谈及他与正念的故事，振华提前给我们打了一剂预防针：“尺度可以很大吗？你们能接受的了吗？”

我们开始在脑内预设出十万种可能，但答案还是出乎意料。你大概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看似“乐天派”的男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吴振华被固定在病床上，光秃秃的头部暴露在放射治疗仪器下。高能射线从鼻腔一直扫射至颈部，这是鼻咽癌肿瘤的侵犯区域。

“癌”对于振华是特别隐蔽的存在，因为癌细胞的病灶潜伏于火柴盒大小的鼻咽关隘，被交错的血管神经、复杂的软组织结构所掩护。手术刀难以深入，因此，“在冰（手术刀）与火（射线）之间”，放射治疗是眼下的最佳选择。

但放疗与化疗是一场无差别攻击，含有毒性的药物和强辐射的射线会攻击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无论是健康细胞，还是癌细胞。

“这相当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状态，你在核武器堆里把汞水、铅水这样的东西往肚子里咽。也可以理解为原子弹刚刚爆炸后，你站在不远处看着蘑菇云的状态。”振华的朋友，化学教授喻文将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赤裸裸地解剖在我们眼前。

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放射治疗带给振华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感官功能的不可逆损伤。

“全部烂掉，没有知觉。”鼻子嗅不到气味；口腔没有口水，味蕾完全失效，嘴里含粒冰糖和放块石头没有任何区别；耳朵还听不到，24小时持续性耳鸣，甚至还有间歇性耳聋，偶尔能接收到的是病房里此起彼伏的呕吐声。鼻子、嘴巴、耳朵，也只不过是与身体连接的器官，没有发挥什么大作用。

感官受损，但痛感仍在被反复咀嚼。鼻腔、口腔、喉管内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圆形溃疡点，像是在食道埋下的一排排地雷，每一次进食都是在大范围引爆雷点，连喝水也沦为一种极刑。

但为了保持营养摄入，为了活着，他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四肢、眼睛、大脑与灵魂的烧杯，往里灌流食和营养液。

外表皮也不能幸免。脸颊两侧和脖子像被烧焦了一样全部溃烂，血肉模糊，“一撕开是看到皮还是肉，我都不知道”。

经过化疗的患者还常常排便困难。便秘三五天、一周两周都是常有的事。

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癌症将一切连根拔起，吴振华现在应该是坐拥两家大公司的老板了。

工业设计出身的吴振华，大学毕业后并没有转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年，他开始接触项目管理，自学后考了PMP（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华为的所有项目经理都必须要有的证书”，后又涉足采购、研发。一路升级打怪的他开始不满足于现状。

年，34岁的吴振华决定创业，作为一名草根创业者，吴振华并没有充足的启动资金，团队架构也还很脆弱。他只能不断让渡自己的睡眠权利，来换取一个更清晰的未来。

他开始每天熬夜加班，不知疲倦。三人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慢慢扩充到十几个人，自主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有了很大的知名度。

图源网络

公司业务逐渐步入正轨，工作狂式的生活状态却产生了反噬。吴振华突然生病了，“跟弗洛伊德同样的病——癌症。他得的是口腔癌，我得了鼻咽癌，晚期。”

症状是从耳鸣开始显现的。高强度的工作扰乱了他的作息，持续性耳鸣导致失眠愈发严重。吴振华四处求医，终于找到了一位耳鼻咽喉科的权威医生。

“我耳鸣能不能治？”

“耳鸣？别说耳鸣了，你三五年可能都会傻掉！”

犹如一记晴天霹雳，医院开车回公司，5分钟的车程被无限拉长。但生性乐观的他很快调整好心态，“鼻咽癌是最幸运的癌症，它又叫广东癌。虽然是癌症晚期，但预后是非常好的，今年开始保险公司已经不赔了。”

吴振华始终觉得，身体和心理是相通的。他怀疑自己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医院做了SCL90、SAS、SDS等各种心理健康测试，结果显示并无异常。

心理医生了解到他平时喜欢阅读，便推荐了两本关于正念的书。振华并不知道，他今后的生命将与这两本书发生怎样的联结。

如果每一场战争都需要一个标志性的战场，那吴振华的抗癌战场一定是癌症病房。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癌症是一种充满惩罚意味的疾病。如果说诊断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个人的判决，那癌症病房就是对他的囚禁，拉开与他正常世界的距离，是物理隔离，更是精神隔离。

振华等了很久，癌症病房门口始终没有出现好朋友的身影。“当然会有责怪，我都生病了，你不来看我。”不过，这样人间炼狱般的地方又有几个人敢进来呢？

那两本跟随他入住病房的正念书籍，则成为他独自对抗苦难的盔甲与武器。

振华带入病房的正念书籍（左侧两本）受访者供图

没有治疗安排的日子里，吴振华早上锻炼，闲来无事就会翻看那两本书，并开始自己摸索着尝试正念冥想。

呕吐声、呻吟声、痛哭声、响铃声，他训练自己去屏蔽外界的干扰，专注于眼前的文字，专注于自己的世界。5分钟、10分钟，直至后来漫长的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刚开始练习正念的两个月，效果并没有很显著，但他从未质疑正念的科学性。

“我看了卡巴金的两本书，一本书是用西方脑科学的角度解释，另一本是用东方的佛教、道教去解释，都很通俗易懂。”

振华口中的“卡巴金”正是“正念之父”乔卡巴金（JonKabat-Zinn）。在汲取东方的佛教、道教思想后，卡巴金在年代提出了“正念”，并结合他对脑科学的认知，创立了MBSR（Mindfulness-basedStressReduction）疗法，协助病人以正念禅修缓解压力、疼痛和疾病。

“普通病患一般接受了十几次放疗后，就已经开始要爆发了，但我可以撑到二十来次。”护士来登记身体状况时会询问患者的疼痛情况，而振华的回答永远是“不痛”。护士不相信，总以为他在开玩笑，振华仔细想了想，大抵是正念提升了他对痛苦的忍耐度。

就这样，吴振华成了正念“虔诚的信徒”。闭眼、吸气、呼气、放空，感受当下自己的躯体、思维、情绪，感受身边人的“场”的存在，感受对自我生命的掌控感。

除了向内修身，正念场的能量还向外辐射到周边的病友。在癌症病房，大多数患者都一脸愁容，仿佛笑容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

振华不那样，他爱开玩笑。白天，整层楼里只有他的病房会传出阵阵笑声，很热闹，是整个压抑的癌症病房仅存的一点“人间感”。

晚上，他和病友们躺在床上开启夜聊模式，总是最晚睡觉。“最晚睡觉不是好事，但实在是聊得太开心了。”

末日般的濒死感比死亡的结局更令人恐惧。有的患者化疗到一半开始抱怨：“我宁愿去死，也不要再去做这个东西了。”

地上铺满了钉子，两侧都是火墙，化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跑一场马拉松。它需要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承受能力，更是精神上的强大力量。

振华“感召”回来很多想要中途退场的“选手”，即使他也不知道马拉松的尽头到底还有多远。

入院三个月后，吴振华终于抵达马拉松的终点。由于从治疗到恢复的抗癌过程十分顺利，他被评为癌症病房里的标兵。出院时，科长、护士长约他录了一个访谈视频，分享他的抗癌经验，给还在与癌症抗争的病友提供参考。

出院后，吴振华学习了MBCT（Mindfulness-basedCognitiveTherapy）——正念认知疗法，以一个健康公民的身份加入正念队列。与专门为缓解病人身体疼痛的MBSR不同，MBCT是为普通人的一些焦虑抑郁情绪而制定的，前者是治疗，后者更像是疗愈。

如今，正念和刷牙洗脸一样，成为振华的一种生活习惯。他每天都会冥想将近4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感知、觉察、内省时刻发生，光亮也因此可以透过筛孔，照见自身。

魏池的解药

不同于振华的“止疼剂”，正念之于魏池恰恰是解药（特指MBCT）本身。

初见魏池是在一场正念沙龙上，在“OH卡觉察自我”环节，面对陌生的OH卡，她展现出了超常的看图联想能力，其他学员评价她“属于高敏感的人”。

正念沙龙上的四张OH卡受访者供图

敏感意味着情感细腻，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情绪压力。在过往的近三十年里，魏池大多时间都在自我厌恶的苦海中挣扎。

“泼辣、自恋、麻烦”。在魏池的印象里，母亲从小对她打骂不断，即使是18岁之后，母亲的打骂也并没有收敛。

“我们总是会因为不知道哪一句话把她惹恼，一句中性的话也会让她劈头盖脸地要跟你对干、嘶、吼”。这位中年女性的脾性，魏池始终琢磨不透。

相较于母亲，父亲的说教倒有迹可循。魏池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在他的眼里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其余的都不过是玩物丧志。因此，当刚进家门的魏池将跳舞比赛的奖杯扬给他看时，他破口大骂，“没正形的玩意”。

尽管矛盾时常发生，但魏池从未质疑过父母的爱，然而信念的崩塌只在顷刻之间。

高中时魏池曾遭遇校园暴力，其中最极端的个例是她的同班女同学，在班级黑板上写大字诽谤她，甚至在她的隐形眼镜盒里滴药水。被药水浸泡过的美瞳，像是一把利刃刺入魏池的眼球，强烈的刺痛感一瞬间侵袭整个大脑。

魏池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父母，可她没有等来父母的“撑腰”，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语都没有。“我爸也说让我忍，我妈也说让我忍。”

在魏池看来，父母漠然的态度是对此事的默许，更是对自己的审判。父母的“背叛”让魏池原有的信念系统彻底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自我否定。

“我是一个垃圾，我不配被看见感受。”

“我甚至连人类的饭我都不配吃，我只配吃猪食。”

“我就是应该被极尽受辱，这都是我该的，连我亲生的父母都认为是我该的。”

信念渐渐发展成了执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魏池都在用这些执念来惩罚自己。

失去庇护的魏池选择缄默。此后，长辈的责骂，同学的刁难，她都照单全收。直到大二，她背着家里休学，逃离了熟悉的城市。

在“双相情感障碍互助吧”里，很多人提供积极生活的方法，其中有一条写道：脱离原有环境很重要，和原来讨厌的人和事越没有交集越好。

但这个方法在魏池身上没能奏效，长期积压的情绪像一枚定时炸弹，一些“看似不是事”的现象成了她抑郁的开始。

不到一年，她开始抗拒出门。一开始是有点拖延，后来老要晚半个小时，再后来更是隔三差五请假，“不知道为啥就想请个假”。

在心理学上，这些都属于拖延症的临床反应，在患者的潜意识里外界是不安全的，而“抗拒”则是被触发的自我保护机制。

恐惧源自原生家庭投下的阴影。状态特差时，魏池走在街上看见中年女性都会害怕得直哆嗦，甚至走不动道。

理性不停地告诫她克服恐惧，但身体的反应却骗不了人。尽管躯体已经逃离家庭，但心底的创伤却始终将她困在“原地”。

她知道自己病了，甚至病得不轻，但她不敢去看医生，“给陌生人讲自己心里面那些东西简直太恐怖了”。

为了让自己静下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