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80后”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出版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等。
村上森林
王威廉
上大学的那年，身边凡是喜欢阅读的朋友，见了面都会谈论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他们还会把周围的人比附进去，谁是直子、谁是绿子，进而分析情感的方式。这样大规模地谈论一部当代外国小说，真是罕见的。但我并没有马上去读这本书，我反而产生了某种抵触的心理，对于太过流行的东西，我总是不免有些警惕。不知道这算不算自己无趣的一面？当时，台湾歌手伍佰有首很火爆的歌，也叫《挪威的森林》，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首歌和村上的小说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伍佰读了村上的小说，有感而发写的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更有意思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挪威的森林”，这个奇特的意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直到十年之后，自己成了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窥探了那片森林的真相。
那是一次旅程，随身带的书读完了，为了打发接下来的四小时高铁时间，我在车站的书店转悠了一会儿，决定读读《挪威的森林》。从武汉到广州四个小时，正好读完这本近四百页的小说。这四个小时，竟然成了让我难忘的时光，逝去的青春，借这本书找到了我，带给我无尽的伤感。
“最最喜欢你，绿子。”“什么程度？”“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整天。你说棒不棒？”“太棒了。”“我就这么喜欢你。”
好幼稚的话，但就是打动人，最真实的情话一定不是正经八百地宣誓，而是这样充满童趣的呢喃。关于接吻，村上这么写道：“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这种类型，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类型？其实是无法确定的，只是带给我们心中一种强调的印痕。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是很多的，村上擅长用长句定义某种瞬间的事物，这种“定义”自然是模棱两可的，但长句中的意象、比喻、思想被委婉地缠绕在事物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向内心倾斜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关乎人的存在与灵魂的。细节最能见艺术家的功力，我对这个细节念念不忘，就因为这吻的原因竟然是“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这样的心情何曾不在我心底一闪而过，但我可曾把握到那样特殊的瞬间？分离出最细腻的感受，进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感受，便是作家对人类经验的拓展。
我也才知道，“挪威的森林”这个意象的所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片森林，既是人的社会可能性、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是人内在的幽暗与迷茫。至于挪威，一个寒冷和神秘的地方，加深了这种氛围，的确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小说名。
那就读读村上其他的小说吧。他的第一部，并不长的《且听风吟》，尽管没有紧凑的故事，但通篇小说的叙事和语气，有独特的村上味道，这是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艺术元素。他的第一部小说就获得日本文坛的肯定，足见日本的文学风气是很好的。其后的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普遍被认为是他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羊的意象，也许我们并不多见怪，但真是妙思，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原本不存在羊，明治维新后，为了推动现代化才在北海道推行养羊；后来，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也推广养羊。因此，羊的意象贯穿了日本的近现代历史的两个关键：主动加入资本主义体系，并对外侵略扩张。村上从个人的青春伤怀一下子步入到历史的深思，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前提，这种历史思考与个人想象力的结合，奠定了村上之后几部大作品的基调。比如《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还有那巨厚的《1Q84》。
五十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取材，就来自于年日本入侵苏联，在诺门罕发生的那场惨烈战斗，那场战役，日本方面几乎全军覆没。将暴力施于他者，迎来的只能是自我的毁灭。冈田追寻妻子和自身的过程，便是他对历史的发现和反思过程。暴力和恐怖，日本最丑陋的一面，也在他的身上。村上的思想也有了飞越：“我出生于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可那里的氛围完全不容许我这样讲话。我深感作为日本人，或多或少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我想，如果生活在日本，这样的感受是不会出现的，至少不会有针扎一般的触痛。换句话说，在悼念50年前那场历史事件中的亡灵时，我无法说出‘和我无关’一类的话。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作为国家将文化模式的内涵和走向展示给世界。日本和日本人似乎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对这种现实的漠然所带来的危机感。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也因此而黯然神伤。原本打算逃离日本，作为个体自由自在地在国外生活。可是真正出来以后面对整个世界时，寻求作为日本人的方式的欲望却愈加强烈起来。越是远离日本，越是不得不接近日本，将自我置于与日本的同一性中。舍此将无法向他人说明自己，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自我矛盾。”这种良知与真诚，显示了文学对于人格的锻造力量，小说超越了单一的个体视角，多视角、多线路的巨型语言构造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复杂性。村上和他的小说共同生长，进入了一个阔大的精神高地。在村上身上，我看到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正向关系，通过文字进行人生修炼这样的说法，不再是一句空话。
年代初，村上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数年后，他刚刚回国，发生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泡沫经济的崩溃、地震摧毁的城市，再加上所谓邪教惨绝人寰的暴力，让日本战后繁荣的神话开始坍塌，村上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于是，长篇非虚构作品《地下》诞生了。因为这部作品，我对村上怀有了极大的敬意。全书记录了六十多个沙林毒气事件幸存者的故事，以及遇难者亲人们的口述。不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或是“报告文学”，提法不同，但这种文体的指向性都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和现实短兵相接，要对时代做出回答。专门去采访一些新闻事件，也许是一些作家不屑的，但村上非常认真地去实践了。他要去理解，何以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也会爆发出这样的惨剧。他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以作家的敏锐远超一般记者的速写。从死亡的点出发，他的叙事进入到了那些人的日常生活深处，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命运，他们空虚与愚昧，都浮现了出来。他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和精神的禁锢抗争到底。无论这种禁锢来自何方，又出于什么目的。当他说：“《地下》对我来说是一座路碑。”我几乎感同身受了。当作家希望文学对社会的“介入”之际，不该停留在口号上，而应是一种行动，像石头落入水中，而不去管涟漪能够影响到多远的地方。
正是这种真正实践的现实关怀，才让他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后发表的感言中，说出了那句名言：“在鸡蛋和高墙间，我会站在鸡蛋的立场上。”要不是有他切实的文学实践，这样的话就显得像是表演了。他有足够的底气说出那样的话。
说到自己最喜欢的村上作品，我可能忍不住会投票给他的短篇小说，虽然他认为“长篇这一形式可以更为有效、更为清晰地表达自己”。还说假如神要让他只能选一种体裁，他肯定毫不犹豫地选长篇小说。但是，我个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更偏爱他的短篇，那些轻松的、奇想的、悲伤的、瞬间的，都让我的阅读变得愉悦。我可以闭着眼睛随便列举：《遇见百分百女孩》《神的孩子全跳舞》《再袭面包店》《悉尼的绿色大街》《跳舞的小人》《她埋在土中的小狗》《列克星顿的幽灵》《托尼瀑谷》……还有那本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短篇小说只需要精力，而不需要耐力，对于村上来说简直像是一种放松的休憩。但正是这种放松，让他的短篇打破了定势，满溢着文字的创造力，妙趣横生，随意成文。读多了他的短篇，反而对他的长篇感到了挑剔，长篇中的奇幻情节装置是不能独立的，需要撑起沉重的屋顶，因而显得脆弱了。因此，他的长篇似乎鲜有让我重读的，倒是他的短篇，随便逮着一个，便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哪怕，那是早已读过的。
他的小说人物有种冷冷的无趣感，似乎与周围格格不入，但伴随着叙事的冷幽默，我们被拉入人物的内心，忽然变得格外喜欢那个人物。也许，外冷内热的人，更能赢得人们的信赖。他的对话很有味道，有时光看他的对话都能沉迷进去。还有氛围，他是这方面的大师，他有漂亮的视觉比喻能力，比如说“如空中所见西奈半岛般横无际涯的饥饿”，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饥饿？够让人遐想一番的。他说自己是没有天赋的作家，有些评论家还认为这是真的，我是不承认的，在大的结构方面他肯定不如福克纳、马尔克斯，但他在叙事方面，当然是极富天赋的妙手。
毋庸讳言，这还是一个话语权不公的时代，西方的畅销文化便可以全世界通行无阻，但是东方的、哪怕是日本的优秀作品，依然要被地方性所束缚。在面向全世界推广的时候，都不免大费周章，而且收效也不见得理想。村上的小说，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读者的喜欢，肯定得相信他的小说有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看到过各种分析村上小说畅销原因的文章，有的说村上在中国和东南亚的畅销，是因为这些地方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因而村上的小资情怀符合了他们对大都市的想象。殊不知，村上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很受欢迎的。有的说，村上与他的日本前辈作家如川端康成等不一样，完全是读着西方文学长大的，因而他的作品是很容易讨好西方的。但这样又如何解释东方人的喜欢呢？再者，不用避讳，西方文学也是中国作家巨大的精神资源，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似乎也没有超过村上影响的。我在想，为什么总是要找外在的什么原因呢？仿佛村上的成功总是要归结于某种投机。因而我不喜欢那样貌似客观的评论文章，我们不应该在村上的作品中找原因吗？我相信，那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村上这个人本身，也是那么不同寻常。作家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文人式的，有散漫、率性、文弱这样的缺点，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而作家也不惮将这样的缺点表现在生活中（而不止是作品中）。村上的存在是一个例外，他生活的克制、体魄的强健，都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地步。想想马拉松，还有铁人三项，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的，但那竟然成了村上的生活方式。村上自己说得更轻松：“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仿佛这一切不用强大的意志力、不用大汗淋漓、不用浑身酸痛，只是如上下班一样水到渠成。人类的脆弱，是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村上也多有表达。但村上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让了解他的读者感到了来自文本之外的心安与踏实。铁一般的存在，星云一样密布的思绪，人，应该努力去成为。
直面生之虚无
一直以为加缪的荒诞哲学的影响，大多局限于人文社科的领域，可读了美国人卡罗尔写的《勇敢的天才》一书后，才知道加缪学说的影响竟然深深介入了科学领域。这本书有个很长的副标题：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哲学家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诺贝尔奖的勇敢冒险。但如果以为这本书仅仅是传记式的纪实作品，那就有些误解了，这是一本奇特的书，书中两位大师的思想更是作者所要阐述与赞颂的。
副标题中所说的哲学家，自然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加缪。很多人对加缪的《局外人》《鼠疫》等小说都很了解，但对作为哲学家的加缪也许还是隔膜的。他的作品与他的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读过加缪的传记，就知道他的写作一直是以系列的形式来创作的，他习惯用（哲学）随笔、小说与戏剧三种形式来表达一个时期的思想。
而那位科学家，是我们普通读者相对陌生的。一位名叫雅克·莫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和F·雅各布等人一起在分子水平上探讨了基因的调控机制，创立了操纵子理论。这一理论在生物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亚于沃森—克里克的DNA双螺旋分子模型。莫诺于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自年约里奥·居里夫妇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三十年后法国人再次获奖。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被置放在一起了呢？
书从二战开始讲起，原来加缪和莫诺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卓越代表。加缪在法国沦陷期间，一直坚持留在巴黎，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并在纳粹的恐怖氛围中开始写作具有强烈现实隐喻色彩的长篇小说《鼠疫》。莫诺也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他把犹太血统的妻子和两岁的孪生子送到乡村，自己则留在巴黎坚持斗争。由于敌人的搜捕，年莫诺被迫离开巴黎大学，转到巴斯德研究所莱沃夫实验室，一边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一边研究细菌中的适应酶问题。书的前半部分简直可以作为二战简明史来读，尤其是以法国的视角来叙述战事，给人印象深刻。
战后，在一片废墟中，欧洲开始了重建工作。生命的虚无与荒诞，如病毒般侵蚀着每一位备受战争摧残的人。加缪写于战争时期的《西西弗神话》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共鸣，那就是在荒诞中生存的勇气。加缪认为，在承认人生有限性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人可以获得自由，可以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对于死亡的确定性，符合逻辑的反应是反抗死亡，这种反抗便是更加热情地生活，充分地享受它：“了解人的一生、人的反抗、人的自由，将其发挥到极限，这才是生活，才是极致。”年，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
莫诺非常欣赏加缪的才华，这两个有着共同经历、思想与情怀的人，成为了终生挚友。正像尼采说的：“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主宰自己的灵魂，还影响其朋友的灵魂。”加缪无疑就是这样的好作家。加缪写道：“所有推崇耐心与清晰易懂的学派都认为创造是最有效的活动，它也是人类尊严的独一体现——对环境的顽强反抗和徒劳中的不屈不挠。”他宣称：“胜过荒谬的喜悦的东西是创造。”结合加缪的思想和自身对科学的思考，莫诺提出科学的“最高价值”就是对创造和知识的追求。
“除了创造，还有什么来自人类的行动能够超越其创造者，存在于理念的王国，而且大于任何个体与所有人一次可以认识到的总和？”莫诺写道，“我是指那些伟大、已经完成的历史性创造和知识，它们都是艺术与科学的硕果。”因此，莫诺不认为科学家的主要贡献是为人类带来舒适，他觉得科学通常是让人类不舒适的，因为科学经常会改变人类对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是，技术和应用只是科学的副产品，科学最重要的成果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改变人类看待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方式。
加缪的思想源自哲学，而莫诺的思想基础则是现代实证科学，尤其是探索生命本质的生物科学，因此他的思想对读者的触动是极大的。年，加缪车祸过世十年后，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法国出版，激起了巨大反响，这样一本哲学性很强的书仅第一年就卖出了近20万本。莫诺的思想有四点：1.生物学揭示了人类的出现是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预先注定的计划。2.所有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信仰不再无懈可击。3.所有建立在此类传统信仰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系统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对现代社会造成无法容忍的束缚。4.人类必须决定如何生存和如何行动。一个重视知识、创造力和自由的社会是最能够发挥人类潜能的。
也就是说，莫诺否认了价值的来源，认为“只有人自己才能创造、定义和塑造价值”，故而他同意加缪的观点，西西弗虽然历经磨难，但终归是幸福的。如果说，在二战中的不屈抵抗代表了他们的抗争勇气，那么，他们对人类荒诞、苦难与虚无的正视，他们对人类创造、知识与自由的推崇，则显示了他们存在的勇气，这是一种人之为人的根本勇气。在存在主义神学家蒂里希那里，人有上帝的庇护依然需要存在的勇气，更遑论在彻底的虚无中去积极生活并且实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这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勇气！
“勇敢里面有天才、力量和魔法。”歌德如是说。加缪和莫诺用行动与思想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书的扉页所引述的英国作家贝利的格言，我还想在这里再引述一遍，因为它值得终生牢记：“生命的意义在于行动，不在于年岁；在于思想，不在于身体；在于感觉，不在于表盘上的刻度。我们应该按照心脏的搏动计算时间。思考最多、情感最高尚、行动最伟大的人才能将生命发挥到极致。”
成为斯多葛主义者
读完《生命安宁》这本书，看着窗外阴沉沉的灰霾天气，心情都忍不住轻快了起来。这本书像个知己朋友，谈论的都是我们生命中实际的困境，并试着告诉我们该怎样去获得安宁与快乐。但它不是那种感悟式的“心灵快餐”，而是以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谈论一种关于生命内在的人生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尽管精神空虚，却放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哲学。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把生命内在的需求转变成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现代哲学以语言分析为主，解构了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概念，比如，究竟何谓安宁？何谓快乐？我们深陷在了语言的沼泽中。但是，生命的需要是不可能被外在的世界完全解决掉的，人心中的痛苦、宁静与快乐更不会因为语言指意的模糊，就变得不复存在。我们其实比以往的时代更加需要一种人生哲学，否则在这个以欲望扩张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我们将会永远沉溺在欲望的苦海当中。
如果我们读点西方哲学史就知道，一开始哲学与科学不分彼此，谈论的都是自然界，是苏格拉底把哲学拉近了人间，开始谈论人的生命与灵魂，他开辟了哲学的新纪元，吸引了诸多的追随者。这些思想家在他身后继续追问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像犬儒派哲学，主张完全禁欲的生活；与之相反的是昔勒尼学派，主张完全享乐的生活，他们都太过极端，所以丧失了生命力。本书作者欧文让我们把眼光停留在它们之间一个不那么极端的学说上，那就是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学派是由芝诺于西元前年创始的，这个芝诺不是那个以“悖论”出名的芝诺。这个芝诺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季蒂昂，所以叫季蒂昂的芝诺。他的学派名称“斯多葛（Stoa）”来源于Stoapoikile（屋顶的柱廊），这是因为他创办的学校就在这种有壁画装饰的石柱廊下面，他喜欢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在他之后，斯多葛主义者不乏其人，著名的有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西赛罗，以及那位写了《沉思录》的著名皇帝——马可·奥勒留。
与一般认为斯多葛主义较为消极不同，欧文详细梳理了斯多葛主义的来龙去脉，然后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斯多葛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它的关键词大致有如下几个：安宁、德性、责任、宿命等。它所寻求的安宁，并不是镇静剂带来的那种安宁，而是在去除了像气愤、悲伤、焦虑、恐惧等消极情感后，获得的一种积极状态。它所倡导的德性，也并非要严格恪守社会的规则，而是要把自身所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正是因为我们生来是一定要做事情的，因此我们便天生有责任，这种责任让我们去爱他人，去爱整个人类。它所提及的宿命，不是针对未来的，仅仅指的是过去发生过的，那已经不可改变，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去努力改变尚未到来的事物。
斯多葛主义与许多哲学、宗教理论一样，发现人的痛苦源自人的欲望，因此它亦强调掌控欲望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拒绝物质的享受，更不倡导那种苦行僧样的苦修。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提醒是：不要把快乐的根基放在外在的物质方面，正如塞涅卡说的，从生命内在挖掘出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是其他快乐所无法超越的。
这些观念我们并不陌生，但它更成体系，它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它总结了许多小技巧。比如消极想象：假如此时此刻就是我们活着的最后时刻，我们将做些什么呢？它的这种想象，让我们的欲望不要老投放在自身以外的诱惑上，而是要落脚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上。它更加不是让我们悲观，而是希望我们能从活着的每一天当中获取充分的价值。除了消极想象之外，它还对生活进行分类规划：能完全控制的，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以及能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对于第二个范畴中的事物，它教我们应该放置一边，不去关心。我们应该在做好第一个范畴的事情之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最后一个范畴，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目标，尽力去做，然后接受最终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过得最有效率。
的确，斯多葛主义和禅宗有点像，都要我们牢记此在的非永恒性，但斯多葛主义并未因此就“四大皆空”，而是暗藏着儒家那样的积极进取精神。它并不沉溺在死亡的想象之中，也不期待来世或天堂的拯救。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只是阶段性地从生活的享受中抽身出来，去沉思人生的稍纵即逝，然后他更加用心地面对此刻与创造未来。
必须一提的是，斯多葛主义在历史上的衰退与基督教的兴起有关。人们还是无法接受生命必将结束的事实，把永生的希望交付给了上帝。其实，信仰与人生并不矛盾，真正的信仰也珍视生命的每个时辰，所以往深里说，斯多葛主义的衰退与人性的惰怠有关。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与我们儒家所说的“君子”相差无几，是一种终身的磨砺。读完此书，我的脑海里长时间想着上文提到的那位伟大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他是个典型的斯多葛主义者，一生勤奋，体恤民情，平息祸乱，在鞍马劳顿中不忘与心灵对话，写成影响千万人的《沉思录》，就连最终的死亡也是在行军的征途中。他临死时，将士们簇拥在他的周围，放声大哭。他告诫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懒惰是一种借口，勤奋工作吧！”
（本文选自年《山东文学》6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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