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于至今约两百年前的杭州。话说每年的某一个日子，总有一批信徒往杭州留下方向赶去，他们去干什么呢，他们要去一个叫老东岳大方井的地方朝拜一个人，这个人已经睡着了，而且是永远不可能醒过来了，但他们还是要去朝拜，且是要让那个人从棺木中坐起来。也许奇怪或惊悚也就在这里，那个睡在棺木中的人面色竟然有光，且还栩栩如生，年代弥久并不腐烂，所以众信徒更加将他视之为神了。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MartinoMartini）。

他的墓园现位于西溪路上。墓园的西侧是大名鼎鼎的杭州中药二厂，以生产青春宝而著称的，它的东侧曾是西湖啤酒厂，恰好，它又是在古墩路从北到南的终端，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句号一样，标点着一段历史的岁月。

马尔蒂尼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18岁时他加入耶稣会，后入罗马神学院先后学习修辞和哲学课程,在他20岁时，就向教会提出要到印度去传教，当时未获批准。年，他被派遣去中国传教。同年12月，他从热那亚启程，由于旅途遭遇风暴，他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因为当时他们乘坐的还是无动力帆船，大海上风向不对就无法航行，而一旦风平浪静也同样无法航行。

卫匡国

年到达印度果阿以后，又因为缺乏船只，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上路，先后换乘了三艘不同的船只，最后于年越过重洋，来到澳门。这一次前往中国的旅行足足花了卫匡国四年时间，即他从24岁出发，到28岁才到达中国。

年，29岁的马尔蒂尼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杭州，自此他已经以杭州为中心，在江南一带传教，并且已经开始自学中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姓“卫”，名“匡国”，号“济泰”，这个“济泰”的号正好跟利玛窦的号“西泰”相对应，这似乎也是从中得到了某些启发的，因为他比利玛窦要晚五十年到中国传教。

到达中国后，卫匡国主要在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一带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从他后来编撰的地图及其他书籍看，他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

他是一个十分中国化的传教士，首先他能苦学汉语，最后竟能写作汉语语法的书，这在西方世界是第一人；其次是他的社交能力超强，三教九流和达官贵人他都能交往，而且有的还成为了好朋友；第三是他能言善辩，据说他的演说是极具感染力的，所以他第二次来中国，就有一些信徒跟着来了，那些信徒都是听了他讲的“中国故事”后不远万里，不辞辛苦来到中国的。

年，卫匡国被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的会长，他到中国不久，刚好经历了明清之更替，照理来说这个时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高鼻子蓝眼睛往往代表了“异端邪说”，当面临清兵搜捕之时，他不躲不藏，索性是开门迎“客”，传说他当时正在浙江瑞安传教，他是在自己的住所门外贴了一张大红纸，上书“泰西天学修士寓”，并把自己保存的书籍、科学仪器和圣像都摆放在会客厅，这就引起了一名军官的注意，军官把他介绍给朝廷，后来还让他穿上清兵的服装，并把头发梳在脑后，这看上去更像新政权的支持者，看来他也颇为懂得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外来和尚好念经。

这么一来，他就从“反清复明”转瞬之间变成了拥护现政权，这可见他能很快地顺应时势之变，因为他刚来的时候，跟明朝的官员关系也是很不错的，官员们很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火炮的知识等，后来他又认为，清政权越是稳固，越有利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年卫匡国曾到北京觐见顺治帝。这是卫匡国能够在中国比较顺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上有中央的关照，就是在地方上，他也结交了好朋友，他第二次来杭州之后，就是结识了当时的浙江巡抚佟国器，佟后来娶了信教的女子。也就是经佟巡抚的手，批给了他造天主教堂的地皮等，使得当时杭州的天主教堂，从史籍记载来看是中国最高大上的教堂了。这个教堂的原址就是在今天中山北路的天主教堂旧址上。从那时杭州的城市布局看，今天的中山北路离更为重要的吴山一带尚有距离，也算是郊区了。教堂必须远离政治中心，这一点统治者还是心知肚明的。

同时卫匡国还经历了“中国礼仪之争”，并竭力为之辩护且取得成功，这从西方世界来说，可能是完成了天主教的中国化，同时他利用这一次回罗马教廷述职和声辩的机会，在西方出版了一部分中国地图等，使之成为17世纪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第一个人。

因为当时在中国传教的，不仅仅有耶稣会的教派，还有其他的教派，其他的教派中有一支叫多明我派向罗马教廷报告说，中国的信徒每年还要朝拜孔子以及一些民间的神，包括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有一定的仪式，他们认为这是对神的极大不信，就是一种迷信活动，他们认为上帝是唯一的，你要么信上帝，要么你信中国的那个“神”……教廷远在罗马，又不知道中国的真相，所以曾经下达禁令，不能让信孔和祭祖的人参加基督宗教，且开始了清理门户，这么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对立，而且有些人还起来捣毁教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会并不执行教廷的最高指示，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么一来，就不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于是耶稣会就派出了实际上是教派中最为能干的卫匡国回国报告并申诉。

年下半年卫匡国到达福建，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年3月5日他从金门岛的安海乘船去往菲律宾马尼拉。这一路同样走得非常艰辛，他光是在菲律宾等船大约就等了一年。作为一名善实务的学者，他在等待的过程中还是处理了不少的事务，这其中有商业上的事务，更有他个人作品的写作和整理。因为今天的人马上就会想到两件事：

一是他生活和旅行的钱从哪里来？那他一定有生意在做，要以商养教，而这个生意肯定跟“进出口”贸易有关；

二是他的作品是何时写出来的，那就是在逗留和等待中写出来的，这就是卫匡国的过人之处。

而以下卫匡国回国走的这条路线，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

据意大利著名学者白佐良（中文名）的考证，卫匡国是年的5月从印尼雅加达出发前往欧洲的，坐的可能是荷兰军舰，年8月底他经过好望角之后没有走英吉利海峡，而是取道英伦三岛，到达了挪威的卑尔根港，然后再到汉堡、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然后到达阿姆斯特丹。这个阶段他一方面在访问汉学家（虽然那时没这个名称），二是在联系他的作品的出版事宜，三是还在筹集资金。年7月底，耶稣会会长写信给卫匡国，让他赶快回到罗马，要参加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辩论，据说同多明我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不过从白佐良教授的研究来看，好像史上并没有这一场辩论的记录，但是有卫匡国不断写信给红衣主教，最后也有卫匡国参加听证的记录，而且那个阶段卫匡国不断在讲中国故事，目的是三个：

一是希望教廷多拨款以购买有关基督宗教的书籍；

二是支付传教士去中国的路费；

三是要在中国成立神学院，以培养未来的神父。

最后卫匡国取得了胜利，后来罗马教廷上上下下达成一致，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由此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同时也还有汉学西传的成果，这一方面卫匡国就是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他是十七世纪撰写中国史的最佳撰稿人，因为他写作和编撰了四部介绍中国的重要书稿，且都在欧洲出版了。

一是他编写了西方世界里的第一本中文语法书，书名叫《中国文法》，将中文介绍到欧洲。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文字时觉得这种文字很奇怪，英国人约翰·韦伯甚至认为中文是上帝在建造巴比伦时所用的语言，是人类最初的共同语言。但此书已经无法找到原初的版本，只有从后人的“抄书”中一窥其貌。

二是他返回欧洲后所写的《鞑靼战记》，描写了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是用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等出版的，且在几十年间重版了二十多次，此书被称为“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史”，而且后来欧洲戏剧中的不少故事情节的素材就是取自于这一部书。

三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第一次完整地将中国历史介绍给西方，这部书有不少译名，但讲的都是“上古”，写的是从伏羲、神农到汉朝的历史，这等于是一部上卷，据说他还写过下卷，是从东汉到明末清初，但没有出版，手稿也不知所踪。这个书的意义实际是动摇了基督宗教的历史观，因为基督宗教对世界起源的解释显然跟中国的上古史是不一样的。

四是回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又译《中国新图志》），这是被提及最多的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此书是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随后又出版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卫匡国在第一版的序言就长达80页，后面附有17幅地图，除一张中国全图之外，计有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以及附录的一张日本地图。该书印刷十分精美，每幅地图都包含有蓝、红、粉、金黄、绿多种颜色，图案等有巴罗克风格。站从今天的视角看，这图当然有不少错误，但曾有欧洲的专家这样说过：“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问世后，从前在公众传播的所有介绍中国的印刷品通通成了废纸。”此书奠定了卫匡国在地理学界的地位，此书为他在西方学界获得了“中国地理学之父”的美称。

《中国新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

这话虽有夸张溢美之辞，但对欧洲学者确实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据白佐良先生的考证，年的12月19日，卫匡国跟殷铎泽（中文名）神父一起离开罗马前往热那亚，这时已经准备要再次出发到中国。年的1月11日，他带了九名神甫从热那亚出发前往葡萄牙，同行的还有三位去印度的神父。这一次他们遇到了法国海盗，虽然也顽强抵抗，但最后还是被监禁了，在这个过程中，卫匡国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最终他们都获释并返回热那亚。这使得当初对他有意见的同伴也对他刮目相看了。后来他们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大约半年之后到达，随后再到印尼的望加锡，年的6月17日，他们再从望加锡出发前往澳门，这一阵走了一个月。

这一趟行程显然不是风平浪静的，有资料显示，其他的教士曾经写信给相关人，指责卫匡国在航行中的独断专行，导致所有人都病倒，并有三位传教士离世，卫匡国本人也病得很重，但是后来教士们又被卫匡国的勇敢所感动，因为在驾驶员都不敢开船的情况下，卫匡国自己在大风大浪中始终手不离舵，最后扛过了风险，这可见卫匡国的威信不是一天两天确立起来的，而的确是在经历风浪后高人一等的。因为这个中间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一直要到年6月11日，卫匡国才回到了杭州。

接下来可能是卫匡国在杭州最好的蜜月期，因为他得到了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所以才有在杭州中山北路造天主教堂的事情，据说在年教堂建好之后的当年就有名中国人受洗，洗礼用的圣水就叫“天水”，这可能也是现在天水桥和天水巷等名称的由来。

但是很不幸，年的6月6日，卫匡国因病在杭州病逝，享年47岁。他的病被认为还是在航行途中患病而留下的后遗症，而且又得不到正确的治疗，当时他胃疼得非常痛苦，又服用过量的大黄。

卫匡国去世后被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这块墓地是由皈依天主教的著名学者杨廷筠之子捐赠给耶稣会的。年，由于墓地潮湿，跟他一同到杭州的殷铎泽神父又购买了旁边土质较好的墓地，并逐步将耶稣会士的遗体移葬到新的墓地中，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材料所记载，卫匡国的棺材被打开时，他的遗体依然完好，丝毫没有腐烂，这跟其他教士的遗体完全不同。

卫匡国传教士纪念园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段，同样是据罗马耶稣会档案所记，时间已到了年的4月20日，也就是距卫匡国去世18年之后，他的遗体以及衣服几乎没有腐烂和变化，且根本没有尸臭，只是缺了一只耳朵，文献上的描述是“面目红润，衣巾完整无损”，但棺木却损坏严重。进行迁葬礼后，他的遗体被移到新墓地的小教堂内，从此竟然不再腐烂，因此被信徒奉为圣物，不时地开棺接受朝拜。一直要到19世纪初，其遗体仍旧是保存完好，据说是每逢大瞻礼日，教友们要把神父的遗体安让在太师椅上，为之整理须发，同时诵经赞颂天主。卫匡国的遗体最后一次接受朝拜是年，到了年，即他逝世的年之后，尸腐程度已经加剧，于是耶稣会便禁止俗众的朝拜。此后，他的遗骨存入瓮中，又遭到严重的毁坏，一直要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方面才开始修复墓园，并将此列入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又更名为“卫匡国教士纪念园”，事实上除了卫匡国外，这里还埋葬了诸如金尼阁、郭居静、阳玛诺、徐日升等大名鼎鼎的传教士。现在以卫匡人一人之名而囊括全体，似乎也是因为卫匡国的名气更大一些。

作者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