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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号晚《野鸭》首度在国内商演;
作者:易普生
年前,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中首次向国人推介“伊孛生”的大名和他的《社会之敌》。这位催生了中国戏剧的挪威人,正式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3.20-.2.23)
年,昆曲大家韩世昌到北京演出,“中国戏剧的进步”的欢呼声充斥民间。不同的声音引致了“新青年”派的奋起反击”这反击的“奇兵”就是《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
——《新青年》
次年6月,“易卜生主义”来了。这一期专号的主要工作是要隆重推出《娜拉》《国民公敌》和《小艾友夫》等几部剧作的中文译本。胡适当即发表《易卜生主义》,此期专号还同时刊载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
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
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在他笔下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剧作家审美心理的自他呈现或自他描述。
在介绍易卜生的过程中,戏剧界出现了“易卜生热”,很多作家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创作“社会问题剧”,从胡适的《终身大事》开始,欧阳予倩的《泼妇》、田汉、郭沫若以至后来的曹禺等都受到易卜生的影响。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在戏剧领域,易卜生可以说是深深影响了我国话剧的三大奠基人——洪深、田汉、欧阳予倩。
洪深年春从美国留学回国,在轮船上一位蔡老先生问他,“你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想做一个红戏子,还是想做中国的莎士比亚?”洪深说:“我都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
左起:洪深、田汉、欧阳予倩
易卜生“接近现实”的戏剧美学思想使他放弃了欧洲百年的诗体剧形式,改用散文体形式写戏,并引进讨论的形式。这样的创作手法,使戏剧可以与观众就社会问题进行交流,得到共鸣。
萧伯纳评价易卜生说:“他在戏剧中所引进讨论的技巧正是新旧戏剧的分水岭。”
“我要制造的是现实的幻觉。要在读者心中引起这样的印象:他所看到的,在生活中确有其事。如果我用诗写,就跟我的意图,跟我为自己规定的任务背道而驰了。”
——易卜生
易卜生的这一理念、形式,正契合于五四这样的狂飙时代,白话文的流行、揭示现实传递思想的渴望,迫切要求将古老的“说唱”戏曲改为“对话”、“讨论”式的新剧。
洪深将其定位为话剧,它从一方面实现了中国话剧的写实主义走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直接指导了中国话剧的创作。但当我们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背景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时就会发现,五四新文学家们选择易卜生,却不是从戏剧艺术创作的角度思考,反倒更多地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和社会学的角度——争取人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及妇女问题来介绍易卜生的。
这样一来,对易卜生以及他的戏剧作品就存在着一种“误读”的现象。
比如对《娜拉出走》(《玩偶之家》)一剧的“误读”。“五四”时期,大众普遍把《娜拉》这个戏的主题解读为宣传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很多人(包括鲁迅在内)所